国际关系考研，国际关系考研科目
古代王朝在外交关系中，都会被国际关系格局所影响——契丹和宋辽金夏时期更是大融合时代，对外界而言，它们同称中国。后来蒙古、女真崛起，也都是与华夏原有文明共同成为塑造新阶段的华夏文明的因素。这个大的历史过程中，所谓华夏文明原有主体区域与外界区域发生激烈碰撞和融合的区域，主要就是以长城内外为主的北部边缘地带。这当然带来了战争与痛苦，但也因为接触和碰撞，通过贸易和其他交易带来了新的物质因子、精神因子、制度因子等，从而成为文明交汇与生机勃发的区域，不断刺激和促成了中国传统国家体制及社会地演化。
这一点，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经做过分析，他认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是重要的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本身，在历史地缘政治中，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文明交汇和发展的关键区域。
那些在边缘地带的、熟悉游牧世界也了解农耕世界的不大但精干的集团力量，往往成为决定性力量。
所以，中国的陆地边缘地带虽然和中心物理距离相对遥远，经济并不发达，但是角色特殊。这样的边缘地带，并非类似美国的西部拓殖那种，双方力量对比极悬殊，被简单认为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所谓得到美国化的处女地。
海洋文明的发展
为了治理这样的区域，中国逐步形成了包涵边疆和民族治理，也包涵外交因素的羁縻政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逐步将边地或郡县化，或军府化，或设立镇抚机构。所以，这样的边缘地带，从来不是虚弱和轻量级的因素，它的内外连通功能和文明承载功能至关重要。如拉铁摩尔所述，入关之前的满清集团，就是这样的重要边缘力量。而崛起于清和蒙古迤北的俄罗斯，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边缘力量。
作为蒙古汗国曾经的臣属者，俄罗斯也是一个庞杂的混合文明，它继承了蒙古人和其他北亚游牧力量对东亚腹地的理解，也继续了它们的觊觎。再看海洋边疆的边缘地带因素。不少声音认为，五百年以来是所谓海权的时代，海权是欧洲国家主导的，欧洲文明带有海洋基因。
其实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本也同样重视海洋，只是条件不同，具体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它的表现形式和张力不同。
毋庸赘言，唐宋元等时代都是海洋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开放、包容，物质和精神因素皆有。明清虽然曾经出现了海禁等情况，但只是一部分时段，中国并没有切断通过海洋与外界的联系，清代是确定了固定通商口岸和方式的政策，试图维持稳定管理。
海洋的边缘地带，主要是通过关键海口与外界联系的，如长江口和钱塘江口的上海、宁波，海河口的天津，珠江口的广州等。这些海口，多数也是大河汇入海洋之口，汇聚了中国内陆的物质和人文资源，与外界进行着持久交流。
和内陆边缘地带的情况相比，通过海口的内外交流是以贸易为主，文化次之，政治等因素较少。
这与中国的客观地理条件有关，因为中国处在西太平洋沿岸，是相对封闭而完整的海域。外界力量可以通过转口贸易。
不断发生内外联系，也曾经有不少人员往来，但是中国周围的海上邻国主要是藩属国或小国，外则远隔重洋，所以外界的政治力量在古代很难到达如此遥远的区域。这一情况，约在中国明代中期、随着西方的航路扩张发生较大改变。
自从葡萄牙建立澳门据点、西班牙和荷兰陆续来到台湾岛，西方势力顽固地涉入东亚体系，从边缘开始，对明清换代之际的政治局势、国际贸易和货币关系、清初的国家统一等都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就俄罗斯而言，主要是与中国发生陆地上的商贸、领土、文化等内容的接触。海上也有，但是已经是比较晚近了。18世纪末，俄船首航广州，后来也发生过几次，和西欧国家比，数量和规模都有限。
到了道咸时期，俄国开始高度重视以广州为重点的中国海口。
如在咸丰时期来华主持交涉事务的普提雅廷，之前就对东亚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将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形成了海陆兼备的整体对华策略。与之相比，清廷以维持稳定为主旨，确实缺乏走出去的眼光，在大的历史变局下被仓促带入西方的节奏，开始进入艰难转型的历史演变历程。
清代的特殊制度安排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边缘地带链接其外部因素，其对中国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清代本身就是一个从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朝代，非常重视边缘地带的角色和作用。它在前代的基础上，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于是采取了既有传统的承继，更有自身创新的特殊制度和机制安排，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女真领导集团特殊性下构建的新型央地关系。中国的清朝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建立的朝代。女真人的祖先曾建立金朝，入主过中国的中原地区，后为南宋与蒙古联手推翻。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明末再次建立名为金、后改为清的政权。
它先是征服了女真人的各部落，然后与东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经过长期和战，形成特殊政治结合关系，最终入主中原。
由于其少数民族的身份，满清政权建立伊始就要面临一个身份问题，即华夏正统地位。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地政权心有不服，甚至认为自己比满清的华夏文明更正统。对中原地区更是如此，当局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数十年以上艰难的统一过程。
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国家治理首先考虑的是权力的巩固问题，出现了双层政治的制度和运行架构设计。
一层是满清贵族集团为领导核心、蒙古贵族集团为辅助的领导体制，这个层次具有统领地位。清帝采取各种措施（如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去除太监干政、建立南书房和军机处等侍从机构）加大君权的权威，又同时辅以八旗贵族担任重要职务。
而以善战闻名的蒙古部落，经过清的制度改造，逐步定居化，丧失了最重要的草原机动性，其贵族的政治实力也在清廷主导的分封制和宗教制度下大大分散和削弱，已无力威胁清廷的权威。蒙古贵族主要安守自己的领地，替天子守边。
其中的优秀人才，则被清廷重用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岗位，尤其是民族事务、外交事务、军事和边疆事务。
清的统治者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同组成的八旗制度，成为其领导体制的基础力量。另一层是中原地区的传统汉地人才群体，这是清廷治理体系的另一个支柱。早在关外时期，后金就非常重视汉地人才，吸收了很多进入后来建立的汉军八旗。
政治领导机制
问鼎中原后，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帝高度重视历史经验，开科纳士，并逐步建立南书房等机构，笼络和驾驭士人，以文官体系承担国家治理的日常工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清政府逐渐从两个方面形成自己特色的政治领导机制。
一个是皇帝为核心、满蒙贵族为主导的领导机制，这个机制里面，清廷废除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分享最高权力的机制，但高度重视宗室人员为代表的八旗人才的作用。具体部门的领导机构设置上，如内阁的部门，相应设立满汉尚书的双层机制。另一个是在地方治理上，清廷虽有继承但没有完全沿袭明代的体制。
这首先表现在清代确立了边地和内地不同的地方治理机制，形成双体循环。
边地由于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历史因袭元素较多，清廷因地制宜，建立了将军府、办事大臣等不同体制。将军和办事大臣，主要是宗室人员和八旗贵族。他们是郡县制、军府制和羁縻政策结合的产物，拥有一定的决策和便宜处置权。
内地的地方体制仍以明代的行省体制为主，但清把明代已经出现的总督、巡抚等临时制度逐渐固定化，构建了比明代更有自主性的地方治理机制。明代的省，三司直属中央，互相牵制，使君权的集中度达到了历史巅峰。
而清代则将督抚制度固定化，行省本身的权力得到加强，使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得到一定调整，更有利于地方治理。
这样以来，与一般时期相比，清的地方大员，既能在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体制下运行、从而无法威胁最高权力，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赋权和分权，形成自己的决策与执行能力，这在对外事务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另外还有国际关系格局的约束。
清代，尤其是到了咸丰时期，边疆地区领导人要面临远比前代复杂的局面。
在历史回顾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早在明代，西方因素就已经进入东亚体系的范畴，但影响较弱，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冲击。
总的来说，历史上，如汉代、唐代为代表的大一统王朝，在外交关系中，也都存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有时候影响还很大，如北亚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对唐代政治的巨大影响，如唐与大食、吐蕃的政治史等。但这些影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总体眼光看，都是区域性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客观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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