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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第五届科学探索奖公布获奖名单，48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每人将在5年内拿到总计300万人民币奖金。
科学探索奖设立于2018年，由杨振宁、施一公、潘建伟等14位知名科学家，以及著名企业家马化腾共同发起。它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10个领域，支持45周岁以下的杰出青年科学家，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计划之一。
对于杰出的青年学者，对于突破性的基础科学成果，资本从不吝啬。
腾讯基金会为科学探索奖豪掷十亿，科学界第一巨奖“科学突破奖”由多位顶级富豪设立，每年奖金千万美元，盖茨基金会一直向生物医学领域大手笔投入，布拉瓦尼克国家青年科学家奖为全美杰出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丰厚奖金……
然而，当我们环顾整个学术界，会清楚看到，不少年轻科学家因不满收入已然转投工业界怀抱。学术界需要留住生力军，留住有潜力的、才华横溢的未来之星，引导资金重点关注这个群体。
另一方面，目前基础研究整体上并不受商业资本待见。若要为基础研究导入更多活水，大学应扮演好平台和桥梁的作用。
给青年学者更多投入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总要面对巨大压力和微薄薪资。对于学术界的青年才俊来说，压力格外得大，薪资则完全匹配不上压力。因此一些极具创造力、也已经露峥嵘的年轻学者会选择离开，选择让多年努力变作沉没成本，而转入钱更多的工业界。
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间的美国，进入工业界而非学术界的科学博士人数稳步增加，在过去三年里，工业界的博士新人数量每年都多于学术界。
大批科研新秀离开，给学术界劳动力短缺埋下了隐患。任何一个重视科学发展的国家都不能忍受这种人才流失。要知道那些年轻、聪明、努力的科学家，完全有能力在3~10年内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引领未来的科学突破，开发出能抵御下一场大流行的技术，培养下一代优秀人才。
美国政府对科学的投入不可谓不大，而且一直都很大。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号称全世界最优秀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其可自由支配预算的2/3会以赠款与合同的形式流向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带来的回报也挺丰厚，据称，纳税人缴纳到生物医学研究上的每一美元，都会为美国经济带来3倍效益。
1998~2003年间，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将NIH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以期“推动美国科学进入21世纪”，这项投资促进了生物医学研究的显著增长，也令成名的科学家拿到了更大资助。
然而，学术界的蛋糕虽然做大了，但分配并不均衡——初入学界的年轻科学家获得的资助份额有所下降。
2008年经济大衰退期间，联邦资金紧缩；2013年，科研相关预算又遭削减。这些事件加剧了年轻科学家的资金窘困，自然也将其学术事业推向危机边缘：国家花钱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开始选择离开引领前沿的学术实验室，投入更实惠的工业界怀抱。
美国政府如何阻止这一趋势？
2016年，美国国会指示国家科学院 （NAS） 和NIH找出问题所在，以及能支持年轻科学家的解决方案。随后，NIH发起了“下一代研究人员计划” （Next Generation Researchers Initiative） ，该计划大幅增加了对运营自己实验室的年轻学者的资助。
分析人士指出，阻止人才流失的第一步，是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薪资。
目前这一群体的平均年薪在5.4万美元到6.5万美元之间（具体因工作经验而异）；而初入工业界的博士们，如果从事生物医学领域，起薪的中位数是10.5万美元。而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博士后研究人员认为低薪是他们对职业不满的最普遍原因。
实际上，NIH应当，也有能力，提高年轻学者的收入。
NIH每年通过培训补助金和个人奖学金支持4000多名博士后研究员，如果将他们的起薪提高至70000美元，增加的投入仅占NIH年度450亿美元预算的0.13%，但这可能给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同时也能给行业设定薪水基准，有助于维持科学人才储备库稳定。
大学要为基础研究招商引资
基础科学研究有时能迸发前所未见的火花，带来颠覆性的新想法，为一系列创新应用奠定理论基础，而且这些成果往往难以获得专利，可为每个人所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研究是真正的公共产品，也是政府的一大责任，由纳税人的钱来资助。
某些商业巨头公司会开展基础研究，因为虽然这方面工作的成果目标模糊、不可预测，但他们拥有数百种产品和服务，总能找对合适的应用——先天马行空地搞新成果，搞出成果了，再根据情况落地应用。
不过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而言，基础研究无利可图，他们所专注的工业研发，都有着清晰具体的目标导向，可以是质量改进，可以针对特定应用场景，也可以是某款新产品——但都是先有目标，再搞成果。
总体而言，工业界很少直接投资基础研究，商业资本流入基础研究，需要“中介”，需要转化，需要妥协。
大学和应用研究，就是那个至关重要的第三方。
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通常围绕应用研究展开。应用研究更加以具体目标为导向，帮助企业改进产品质量，或开发针对性的新产品。企业愿意为这类研发投资付费。他们支付专利和咨询服务费用，并为大学的研究提供经济捐助。
总而言之，商业资助是大学的收入来源之一。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的边界有时并不分明，许多科学家同时开展基础和应用项目。另一方面，大学里的科学家需要带博士生，在为其提供收入的同时，指导他们开展实验、收集数据、辅助上课，等等。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对于老师来说，带学生的时间多了，自己搞研究的时间就少了；而对于一部分志在工业界的学生来说，花到实验上的时间多了，用来准备求职的时间就少了。
但如果大学与工业界合作，并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教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老师便可以一边带学生成长，一边完成自己的应用项目；学生也能在完成导师任务的同时，掌握工业界要求人才拥有的技能。
对工业界而言，研发的成功离不开掌握最先进方法和最前沿知识的科学家。企业希望大学提供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从大学到企业的大部分知识转移都体现在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身上。总而言之，大学需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质量教学之间取得平衡。
基础研究距离商业应用非常遥远，它不会自发地变得有商业价值。大学可以成为那个价值挖掘者、商业引路人，将自己平台上的基础研究与企业链接整合，为工业研发提供关键动力，也给基础研究招商引资。
资料来源：
河北大学研究(河北大学研究生招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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